第八章 青春期的迷惘

  1984年的秋天，周景熙十五岁了。

  十五岁是个奇怪的年纪——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身体里像住著一头半睡半醒的野兽，有时候安静得像只猫，有时候又躁动得让人坐不住。周景熙的个子在这个夏天猛地躥了一大截，从一米五出头长到了一米六几，像一棵被春雨浇透了的竹子，拔节似的往上窜。但他的身体跟不上这个速度，人瘦得像根竹竿，胳膊细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，锁骨突出两道明显的棱，肩膀窄窄的，撑不起衣服。

  他的声音也变了。以前清亮的童声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粗糲的、不太受控制的男声，说话的时候常常在中途突然拐个弯，变成一个滑稽的假音。每次这种时候，他都会脸红，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。王建军说他的声音像一只正在换毛的公鸡，“咯咯咯”地叫不完整。他听了想笑，但又笑不出来。

  更让他不安的，是身体內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。他发现自己开始注意一些以前从来不会注意的东西——比如班上女生们开始隆起的胸口，比如她们走路时臀部摆动的弧度，比如语文课代表林小燕扎马尾辫时露出的那一截白生生的后颈。这些发现让他既好奇又羞耻，像偷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心跳加速，手心出汗，脸上发烧。

  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没有人告诉他。父亲周德厚是个沉默的人，从来不会跟他谈这些“私密”的话题；母亲刘桂兰倒是偶尔会说一句“你长大了，要注意卫生”，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学校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教育，生理卫生课的那几页被老师跳过去不讲，让同学们“自己看”。他自己看了一些，但书上的字他都认识，连在一起就看不太懂了，只觉得云里雾里的，像隔著一层毛玻璃。

  这种身体的躁动，加上学习上的瓶颈，让周景熙整个人都变得不对劲了。

  他的成绩开始下滑。不是那种断崖式的下跌，而是一种缓慢的、温水煮青蛙式的退步。语文还是他的强项，作文依然是班上的范文，陈老师以前打的基础太扎实了，一时半会儿丟不掉。但数学和英语就不行了。数学从八十分掉到了七十分，又掉到了六十分，有时候甚至不及格。英语更惨，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和莫名其妙的语法规则像一团乱麻，他越是想理清楚，就越是理不清。

  他开始逃课。

  第一次逃课是个阴天的下午，最后一节是英语课。他坐在教室里，看著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长串看不懂的句子，觉得脑子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，又重又闷。老师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，他张了张嘴，一个单词都说不出来。教室里有人偷笑了一声，很轻，但他听见了。

  “坐下吧。”英语老师的声音里没有责备，只有一种让人更难堪的失望。

  下课铃响的时候，他没有跟王建军一起去食堂，而是背著书包从后门溜出了学校。他沿著镇子后面的那条小河走，一直走到镇子外面的一片树林里。树林里很安静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传来的鸟叫声。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，把书包扔在脚边，看著河水发呆。

  河水是浑的，前几天下过雨，上游衝下来很多泥沙，水面上漂著几片落叶和一根树枝。他看著那根树枝在水里打转，被水流推著往前走，一会儿撞在石头上，一会儿被漩涡吸进去，挣扎几下又浮上来，继续往下游漂去。

  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根树枝。

 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对学习失去了那种近乎本能的热情。以前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，为了替李觉读下去，为了不让父母失望。这些动力还在，但变得模糊了，像一张被水浸过的照片，轮廓还在，细节已经看不清了。他不知道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——考上高中又怎样？考上大学又怎样？就算真的像陈老师说的那样“成了作家”，又能怎样？父亲还在田里弯腰，母亲还在灶台前忙碌，李觉还在山上割松脂，一切都不会改变。

  这种想法像一团灰色的雾气，笼罩著他，让他看不清前面的路。他想跟谁说说话，但不知道跟谁说。跟父亲说？父亲会沉默地抽一夜旱菸，然后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山上砍柴。跟母亲说？母亲会红了眼眶，说“你爸不容易”。跟李觉说？李觉比他更难，他不忍心把自己的烦恼再加到李觉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