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 五年后——苏清晏教授

老师回头拿钳子，看见她踮着脚尖趴在手术台边上，鼻尖都快碰到无菌单了，吓了一跳，说小苏你站远点，她哦一声，往后退了半步，等老师转回去，她又凑上来了。

心胸外科的搭桥，她看。取大隐静脉的时候，老师用镊子一点点剥离血管外膜，动作轻得像在绣花。她站在凳子上一动不动的看了整整四十分钟，腿麻得没了知觉，下来的时候差点摔倒，扶着墙站了一会儿，下一台又进去了。

普外的胃癌根治，她看。淋巴清扫要把血管周围的脂肪组织剔得干干净净。老师做得慢，她看得更慢，每一个动作都在脑子里回放，像放慢镜头。

晚上回到家，拿笔画解剖图，把白天看到的手术步骤从头到尾画一遍，标出老师的下刀角度、结扎位置、吻合方式。画完一看，已经凌晨一点了。

骨科的手术她也看。钉棒系统植入，老师用锤子一下一下敲，她站在凳子上数，每一下都跟着使劲，好像敲进去的是她自己。一台手术下来，手心全是汗，指甲掐进肉里，留下一排月牙印。

任何手术她都跟。普外、胸外、心外、泌外、骨科、神外，只要手术室里有台，她就站在那张凳子上。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七八点，一天跟六七台是常态，跟八九台也有过。

中午不吃饭，不喝水，就不用上厕所，就能节省时间多跟一台手术。

手术室的护士换了一拨又一拨，每个人进来都看见她站在那张凳子上。

老师们心疼她，说小苏你坐会儿，有凳子。她摇头。老师说站着也行，别老踮脚尖，对膝盖不好。她说好，然后继续踮。

不踮脚尖看不清，看不清就白来了，白来就是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她就想弟弟，想弟弟她就难受。所以她宁愿踮着，腿断了也要踮。

有一次她连续跟了八台手术，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。最后一台结束的时候，她从凳子上下来，腿一软，整个人跪在了地上。旁边的人赶紧扶她，说小苏你没事吧？她摇摇头，扶着墙站起来，腿还在抖，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。

可第二天她来得比谁都早。膝盖上绑了护膝，继续站。

和协的专家们看在眼里，没人劝她。不是不心疼，是知道劝不住。这孩子心里有根弦，绷得太紧了，谁碰都会断。让她忙吧，忙到累倒，累到没力气想别的，也许是好事。

苏清晏自己知道不是。她不是忙，是逃。逃进手术室，逃到那个只有刀剪钳针的世界里。

在那里，她不需要想弟弟，只需要想下一步。老师切到哪了？为什么从这里进？这个血管怎么处理？那个吻合怎么做？脑子里塞满了问题，就没有地方装弟弟了。

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，强大到不得不给她办护照，不得不让她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参加学术会议。

再后来，弟弟买的那批医疗器械送到了。

好几个集装箱从天津港直接拉到和协，叉车卸货卸了一整天。仪器拆开木箱，亮锃锃地摆在实验室里，有些型号国内连见都没见过。

和协的教授们围过来看，有人伸手摸了摸，缩回去，像怕摸坏了。老校长站在旁边，眼圈红了，说了一句“好东西啊”，声音都在抖。

苏清晏没说话。她看着那些仪器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现在做不了手术，那我就搞科研，我要发世界顶级论文，我要去美国开学术会议，我要见我弟弟，到时谁都不能阻拦我！

她一头扎进了实验室。

从那以后，手术室不去了，凳子不踩了，哦不对，还是要踩。

她换了战场，从早上站手术台变成早上进实验室踩凳子，从晚上画解剖图变成晚上跑蛋白胶。穿白大褂，戴护目镜，手套一戴就是一整天，脱下来的时候手指泡得发白，皱皱巴巴的，像在水里泡了一天。

她从脑瘤开始研究，因为她最想研究脑子。

胶质母细胞瘤，恶性程度最高的脑肿瘤，病人从确诊到死亡平均不到一年。全世界的实验室都在研究它，砸了无数钱，发了无数论文，可治疗手段几十年没有根本突破。为什么切不干净？为什么化疗没用？为什么复发率这么高？没人能回答。

苏清晏想回答。

她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，从早到晚，从周一到周日。养细胞、提rna、跑pcr、做切片、染免疫组化、看共聚焦显微镜。

实验失败了重来，数据不对了重做，一次不行十次，十次不行一百次。她急，可急也没用。实验就是这样，你急它不急。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反复试，试到对为止。

有一次她连续做了三天实验，中间加起来睡了不到八个小时，妈妈在实验室外急的直跺脚她也不理，反正妈妈也进不来，其他人说话她选择不听。

最后一天晚上，她在共聚焦显微镜前看片子看了四个小时，看完站起来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。旁边的人扶住她，说小苏你回去睡觉。她说不困，扶着墙站了一会儿，又坐下来接着看。

不是不困，是困过了劲就不困了。脑子里绷着的那根弦，松不下来。

她必须拼，她不想只能从录像带和电话里看见，听见弟弟的身影和声音。

一年多以后，她做到了。

那篇胶质瘤干细胞的论文发在《nature》正刊，全球学界炸了锅。

她的名字再次传遍全世界，再次成了全世界最年轻的顶级期刊论文作者，成了神经肿瘤学界绕不开的名字。

论文发表那天，她从实验室出来，站在走廊里，看着窗外的四九城，发了好一会儿呆。

没过多久，国际神经肿瘤学术会议发来邀请，请她去美国做主旨报告。

手续办得极快。护照、签证一路绿灯，连个多问的人都没有。

她当然知道为什么。

她已经不是八岁时那个任人拿捏的天才小女孩了。

现在的她是苏清晏、是神经肿瘤学会年度青年研究者、是胶质瘤干细胞奠基人、是神经肿瘤干细胞生物学先驱，是直接改写了脑癌研究方向和教科书的苏清晏。

这场会议，她不去，会就开不成。

她不来，谁敢上台发言？

她不到，谁敢逞强？

她说不，整个学术圈都得赞同。

这不是嚣张，是事实。

这次没有人能拦她，也没有理由拦。

弟弟派来的私人大飞机落在机场，她带着她的团队出发了。

随行几个专家教授，负责在会议期间协助她。两个学姐，名义上是学习交流，实际上也是照顾她。还有几名干部，负责对接、翻译，以及——说好听点叫陪同，说难听点就是看管。

这是双方默契的妥协。你可以去美国，但得有人跟着，最起码现在必须如此。苏清晏没反对，也懒得反对。她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着什么。

她是国内最年轻的顶级期刊论文作者，是所有人盯着看的标杆。她出一点差错，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。

上了飞机，机舱内部的豪华程度让这帮人看呆了。真皮沙发、实木饰板、厚地毯、独立卧室等，连空气都是香的。

当年，这种配置的私人飞机，国内连听都没听说过。

教授坐下来，手指摸着扶手，半天没说出话；学姐眼睛瞪得溜圆，不知道该往哪儿看；干部们手里的笔记本捏出了褶子，一个字都没写。

真正令她和团队震惊的还在后面。

当飞机在波士顿上空盘旋时，洛根国际机场的商务航空候机楼已经清空了周边区域。

不是封锁，是包场。

机舱门打开的时候眼前的阵仗让她身后所有人都停了脚步。

数不清的车队从候机楼门口一直排到机场出口，清一色的黑色奔驰560sel，车头统一朝外，双闪灯同步跳动，像一条黑色的巨龙盘踞在机场腹地。

每辆车前后各站两名安保，黑色西装，墨镜，平头，腰间鼓鼓囊囊。几百号人，耳麦线从领口延伸到外套内侧，整齐列队，每隔几步一个，从舷梯脚下一直延伸到车队尽头，形成一条密不透风的人墙走廊。

还有几架直升机从机场起飞，一直在他们头顶盘旋。停机坪入口处，十几辆美国摩托骑警警灯无声闪烁，随时准备开道。

苏清晏的脚刚踏上舷梯第一步，下面黑压压的人群齐刷刷地弯下了腰。

几百号人，统一90度鞠躬，动作整齐得像一个人。紧接着，一声震耳的喊声响彻整个停机坪：“欢迎夫人来美！”

几百个壮汉同时喊出来，声音大得连候机楼的玻璃都在震。苏清晏的脚步顿了一下，小脸直接红到耳朵根儿，弟弟学坏了呢。

见到如此排场，国内专家教授的公文包差点脱手。学姐捂着嘴，眼睛瞪得比手术室的无影灯还圆。干部们面色彻底大变，眉头紧皱，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，笔尖都快戳破纸了。

苏清晏没理那些人，继续走下舷梯。她的目光越过那片黑压压的人群，落在舷梯下面的两个人身上。

王老头站在最前面。头发乌黑，腰板笔直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定制西装，领带系得一丝不苟，好像年轻了些。

他看见苏清晏的那一瞬间，眼眶就红了，嘴唇哆嗦了两下，没说出话来，只是伸出手，颤巍巍地朝她招了招。

苏清晏快步走下最后几级舷梯，一把抱住了他。王老头被她抱住，眼泪当场就下来了，双手拍着她的背，一遍一遍地说：“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”

苏清晏把脸埋在爷爷的肩膀上，闷闷地“嗯”了一声。她没有哭，但眼眶红了。这是她两年来第一次抱到爷爷，不是电话里的声音，不是录像带里的画面，是实实在在的、有体温的、会掉眼泪的、会喘气的，活着的爷爷。

王老头抱了一会就松开她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往旁边让了一步。

王旭东站在那里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定制西装，没有打领带，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着。身后站着八个西装革履的公司高管，再往后是那片黑压压的车队和人墙。

苏清晏看着他，没动。

王旭东也没动。

两个人对视了两秒，苏清晏走过去，踮起脚尖，伸手抓住他的领口，把他往下拽了一点，然后直接吻了上去。

嘴唇对嘴唇。不是蜻蜓点水，是实实在在的、带着两年想念的舌吻。

身后的人全都愣住了。

教授这次真的把公文包掉了，砸在脚面上，疼得龇牙咧嘴都没顾上捡。学姐倒吸一口凉气，捂着嘴的手放下来了，因为另一只手也需要捂嘴。

干部们彻底破防了，这，这，这……怎么就亲嘴了？你才多大，这正常吗？这正经吗？！

不知吻了多久，苏清晏松开他，退后半步，看着王旭东的眼睛，轻声说。

“弟弟，我想你了呢。”